69名教授以公民的身份以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为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合宪性审查。

[19]受部门利益驱动和部门立法作用，我国审批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严重。譬如公安行政审批中的印章刻制审批，企业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刻制印章必须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准刻单，其直接依据是公安部发布的《印章管理办法》。

[22]前引[21]，王振民书，第138页。譬如《矿产资源法》15条规定，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矿山设计或者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查。在房屋库存、地方债等多重压力之下，自2015年起，地方政府纷纷放松限购限贷，导致调控名存实亡。对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0%。今后，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之外，设定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审批事项。

行政审批作为行政管理学上的概念和行政习惯中的称呼一直徘徊于行政法之外，从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或法学概念进入行政法领域，行政法上只有行政许可的概念而无行政审批的概念。笔者调研发现，这些黄牛的作用有二：一是验车程序太繁琐，车主为省去麻烦而请黄牛代验，二是车辆安全性能有问题，需要通过黄牛做假。（2）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复杂，环境保护具有独特的宪法价值，固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和保护模式对于新的环境保护需求难以为继，容易造成挂一漏万，环境权入宪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和协调。

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64-67页。[29]参见陈端洪：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中国立法批评，《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第66页。[28]但如前文所述，国家目标指向全部公权力，立法、行政、司法等都要受到国家目标的规范约束，只是不同权力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相应权力属性和任务功能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对于环境权的性质与入宪方式，环境法学界已有长期的讨论。

基于此种宪法文本变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供给力度大大加强，我国的环境法治也迈向了宪法化的新阶段。有领导人指出序言规定了宪法最重要的内容，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

有关于以体系解释的视角理解该环保条款的规范性质，vgl.Rostock Simone Westphal，Art.20a GG-StaatszielUmweltschutz，Juristische Schulung 2000，339，341. [12]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国家建设发展全局的高度，并将建成美丽中国设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本次宪法修改却体现了部门法对于宪法的反向作用。序言中使用了比环境保护意涵更为广博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等语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等任务并列，将美丽中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中国等目标并列，是以更为综合的视角来关怀生态环境保护，是在某种意义上提醒公权力：在援引宪法总纲中的环境保护条款时不可无视宪法所保障的其他法益体系。

[6]就第一层次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而言，环境法治有明显体现。[20]同样，司法机关亦应当在适用法律与解释法律时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要求，遇有不确定法律概念或需自由裁量时，应综合权衡判断，遇有法律漏洞时可以按照宪法规范进行法律续造。宪法规范的简洁措辞和抽象规整经过立法者的展开，形成了更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宪法的生态保护理念也由此贯彻于环境法的体系之中。在本次宪法修改前，我国已制定了诸多单项法律，这些法律是对宪法原有环境相关条文的具体化。

曹明德：环境公平和环境权，《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综合而言，国家目标虽然是客观法规范，直接指向国家义务，但其同样设定了国家应保障的环境法益，由此必将辐射国家-个人或个人-个人间的法律关系。

斯门德的这一思想，在二战后被新成立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纳而成为通说，成为理解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基础学理。因此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不论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还是建设美丽中国，都属于国家任务或国家目标，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宪法上的基础性、全局性的指导规范作用。

宪法规定的该项国务院职权并不能在事项上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29]而是强调国务院应在落实法律、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宪定职责去积极落实。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36-37页。[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1页。宪法序言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对宪法总纲中已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条款的再度强调，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目标协调统合起来。并且，这一原则不是空洞的、象征性的，而是在规范意义上作用于所有的国家权力。概言之，不论是立法权还是行政权都应当履行宪法国家目标所课予的义务，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要根据规范的领域和事项，作出差异性的安排。

在此次宪法修改之前，位于总纲的第26条第1款是环境保护这一国家目标的直接清晰的表达。此次生态文明入宪就是典型例证。

[20] Vgl.Dietrich Murswiek，Staatsziel Umweltschutz（Art.20a GG）-Bedeutung für Rechtsetzung und Rechtsanwendung，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waltungsrecht 1996，222，223. [21]参见注17，第73、75页。而将部门法成熟的价值诉求和规范表达，以修宪方式上升为宪法规范，也是部门法对宪法反向作用的体现。

这体现的是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的层面。以宪法序言来作出这些表述，是对宪法总纲部分环境保护条款的提升与超越。

[15]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宪法上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确证，才能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匹配，生态环境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环境法的学科基础与法理资源才足够坚实广博。[23]因此，即使在宪法上确立环境权，功能效果上也接近国家目标规定。环境法规范的解释者，必须时刻关照宪法价值，将宪法作为法律解释的补充性或者控制性因素，使环境法规范的具体适用合于宪法的整体秩序。本文尝试在宪法修改的背景下，归纳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内容，厘清其与环境法等部门法的动态关系，剖析其在整体宪法上的定位与功能，并以宪法教义学的方法对其作出初步的体系化解释。

[2]参见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载《人民日报》2017年8月3日，第1版。[17] Vgl.Michael Kloepfer，Umweltschutz als Verfassungsrecht：Zum neuen Art.20a GG，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1996，73，74. [18] Vgl.Ulrich Scheuner，Staatszielbestimmungen，in：Roman Schnur（Hrsg.），Festschrift für Ernst Forsthoff zum 70.Geburtstag，2.Aufl，München：Verlag C.H.Back，1974，S.325ff. [19]参见注13，第555、556页。

宪法与部门法间存在着交互影响（Wechselwirkung），[7]也就是，一方面宪法约束部门法秩序，而另一方面部门法也反作用于宪法。这有利于避免因片面重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损害生态环境利益的情况，也有利于防止出现因唯环保论而侵害漠视基本权利及其他宪法法益的情形。

[9]本次宪法修改增添有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原则性、基础性色彩较强的条文，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环境法学者对本法部门内规范建构所产生的新法理和新依据诉求。宪法与环境法，于此形成交互影响的关系。

注16，吴卫星文，第181页。就环境宪法而言，本次宪法修改并未在总纲中进一步增添条款，说明了原有环境保护条款体系的自足和自洽，也表明相应规范较为妥当地涵盖了国家在环保方面的义务内容。注释: [1]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14]可以认为，此次环境宪法的规范表达的基本取向是设定国家目标，主要指向的是在宪法上通过客观法规范对国家各类权力课予不同层次和方面的义务。

以国家目标的形式建构环境宪法，有利于扩大环境保护的范围，这使环保的开展更加全面。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11]以德国为例，其1994年进行的修宪中就以国家目标的范式将环境保护条款作为《基本法》第20a条增列于第20条之后，使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如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联邦共和国那样成为国家目标之一。在国务院的职权中添设此项，是在具体的国家机构规范中呼应具有全局性质的国家目标规范的变化。

此次宪法修改，从体系稳定和法秩序安定的角度出发，仍然以国家目标的建构方向完善环境宪法，是可以理解的。该款明确规定了国家的环保治污义务，其中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内容具有很强的容纳性，可以涵盖许多具体的国家任务，例如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植物、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机制、植树造林，等等。